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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青年报
陈一丹和同事在农户家。
2018年12月，第二届一丹奖颁奖典礼上，陈一丹（右四）与获奖者、评委等合影。
陈一丹在深圳明德实验学校。
我们听过太多在金钱的幻觉中迷失的故事了，但陈一丹的故事却仿佛是个例外：作为腾讯公司的5位创始人之一，他很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21年前，他和马化腾等5个年轻人合伙创业，不过6年，腾讯上市，他获得财富的速度只能用令人眩晕来形容，“就知道有个数字，会不断增长”。
谁也没想到，在从科技创业的浪潮之巅下来之后，他接下来的人生会以这种方式打开：先是分期捐资20亿元人民币给民办的武汉学院；紧接着，捐赠25亿港元设立全球奖金最高的教育奖——一丹奖：单笔奖金3000万港元，比诺贝尔奖金的3倍还多。他最新一笔关于教育的捐赠价值高达40亿港元。迄今，他已陆续捐出90多亿港元。
谈到他，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我们，即使在美国，教育学者也没那么受重视——“他们觉得我们是在和小孩子打交道。”而一位中国富豪愿意为全世界的教育设置这样的大奖，让他有一种“早该有人这么做了”的感觉。
在此之前，他从没听说过陈一丹这个名字。
今年5月，在一次论坛上，美国西北大学教育与社会政策学院院长大卫·菲戈甚至有些激动，“我们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认可。因为您，一丹先生，您相信教育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他在致辞时说，“我向您致敬。”
过去几年，全球不少教育学者，都想见一下这个中国人。既有好奇，也有怀疑；几乎每一个被邀请担任这个奖评委的学者——都是国际顶尖的教育学者，也都要求和他见一面。他们想看看，要做这么一件事的，到底是怎样一个中国人？
5月底的一天，我们目睹了一连串这样的见面。那是在芝加哥，陈一丹刚刚抵达这里，时差还没有倒过来，见面就已经开始了，先是芝加哥大学校长，然后是打着一条金色领带的詹姆斯·赫克曼——200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连坐了13个小时飞机后，尽管非常疲惫，但陈一丹的皮鞋锃亮，西装笔挺，领带也系得一丝不苟。
第二天，见他的人更多了。一丹奖基金会和西北大学合办的那场教育论坛上，陈一丹在第一排正襟危坐。开始之前，大卫·菲戈召集了教育学院的15位教授和陈一丹见面，每个人轮流向这位中国来客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院长的重视其来有自——去年，一丹教育研究奖得主就出自他的学院。
陈一丹身材瘦削，面容清矍。他48岁，但头发已经白了。他非常擅长一条一条地把事情说清楚，谈到设立这个国际大奖时，他的说法出乎意料地简单——“所有社会问题的解决，最终都可以回归到教育。教育进步了，社会也就发展了。”他希望通过教育提升人类福祉。
最初，没有人愿意轻易相信他，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天真的玩笑——投身到这样一个宏大的事情，对一个学者来说，意味着赌上自己的声誉。程介明这样评价：愿意设这么一个奖，在中国这样的人不多，“或者有些后来变成笑话的也有。”
程介明是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首席教授，港大原副校长，之前没见过陈一丹，但最后选择相信了他——他不像一般的企业家，没有多余的客套，只是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他越是口才不好，我越觉得他不错。”
稳定
即使是陈一丹自己，似乎也很难说清楚他在哪个节点开始作出决定。从腾讯退休，他的人生站在一个分水岭上：在此之前，他主要是一个企业家；在此之后，他主要是一个慈善家，或许还会成为一个教育家。
退休后，陈一丹先是到斯坦福大学游学了半年。回忆起那段日子，他就像是回到了大学时代——不肯住豪华公寓，而是搬进学生宿舍，在室友的大音量音乐和臭袜子味道里，乐此不疲地选课。他关心食堂怎么样，图书馆怎么样。
对于他当时的这个决定，外人感到惊讶。那正是腾讯高歌猛进的时候，公司成了真正的巨人。没人想到，他会在这个时候退下来。但熟悉他的人并不吃惊，他已经铺垫了两年——还是在2011年，他就给腾讯总办的人写了邮件，表明退意。这符合陈一丹的风格，很稳，整件事情就像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站在今天往回看，他的创业故事无疑是当时中国最激动人心的故事之一。按照中国互联网高歌猛进的剧本——但凡一个人，只要他干过互联网，就会知道很多这样的剧本——不用说，主人公往往都有一个动荡的传奇，需要一次巨大的挫折，充满冒险、起伏和野心。但陈一丹显得非常不同。假如要把他的故事搬上舞台，大概会叫人感到失望：他是反戏剧的。
不是没有挫折，腾讯和奇虎360的“3Q大战”曾让他陷入深刻的反思。但作为一个主人公，在他的故事里，很难发现那些戏剧性的撕裂和冲突。
创业最紧张的时候，他形容，那时候身体很忙碌，“思想都是在跳，总是在跳、总是很激烈、很激烈”，但心很安。
他退下来时，曾有人问，甘不甘心？他还是这样回答，“我非常开心，安心。”他认真地说，“我真的很开心。”
腾讯高级副总裁郭凯天觉得很神奇，在他看来，腾讯几位创始人的个性都特别罕见。他们给人的感觉，“个性都非常稳定，似乎很早就形成了。”尽管每个人都很不同——马化腾的敏锐、前瞻，张志东的真实、客观，许晨晔的超脱、睿智，不同个性反而促使他们能从更多角度去看问题。
而在整个团队中，陈一丹的作用就像是稳定剂——他擅长的是，“把大家的都平衡平衡，都综合综合。”在他的语言中，很难发现突转、变化，一切都是顺畅汇聚到一起的。
郭凯天和陈一丹认识十几年了，他是陈一丹招进来的腾讯第100号员工。那时，他就觉得陈一丹有点少年老成，“当年他长相也是这样，胖瘦也是这样，当年头发就是白的。”即使是现在，陈一丹从腾讯退休6年了，但几乎也没有什么变化。
他是“超稳定”，郭凯天这样评价。
这种平衡感和稳定感贯穿到他的方方面面——首先是家庭。他很忙，但即使是在斯坦福读书的时候，他一个月也要回国一次，陪伴家人。
日常工作中，他也很少因为什么事发脾气，他情绪起伏不大，不会叫人难堪。如果有人办事不力，他不会直接指出来，而是提醒“你还该再考虑另外的因素”。他的助理回忆，最生气的时候，“也就是整个面部的线条是往下走的”，显得很愁，但不会发火，“他care（在乎）的人，他不想让他不开心”。
因此，当他开始全力投身教育时，这种稳定感叫一切都显得是自然而然的——脱离了熟悉的赛道，对任何人来讲都意味着一次冒险；但发生在他身上，好像没什么特别。
一开始，他打算分期捐资20亿元给武汉学院——在别人看来，这已是天文数字，但陈一丹明显有更大的想法：当他准备设立教育奖时，他已经想了一两年了。
格局
2015年的一天，陈一丹的助理被叫到办公室，说有事想和她商量。助理感觉气氛有些神秘。“他前面铺垫了很久，就是讲自己一直在想教育要怎么做。”她甚至觉得老板有些紧张。她说，陈一丹有一个习惯，如果是谈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他就会很自然地交谈，“有时候手舞足蹈的”。如果是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就习惯性不看对方的眼睛，自己使劲盯着空气中的一个点。
她意识到，老板要说的事可能“有些大”。
“我要办一个全球性的教育奖。”陈一丹说。
这个决定“好像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当时，他已经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去办武汉学院，“我一直以为他就是想办个学校而已。”助理说——直到2016年一丹奖对外宣布，她才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老板的想法——但在之前，她承认自己没有想通：可能因为我觉得做事情要落到最终的一个受益方，“对那种倡导性的、影响性的，一下子串不到我脑子里来。”
助理回忆起那次谈话，她对这个决定的理解是——办一个学校还是太窄了，但设立一个教育奖，可以影响到更多人。
早在腾讯创业时期，郭凯天就发现了陈一丹性格中的一些特点：比较有“社会情感”。他本科学的是化学，研究生学的是法律。他坚信法治对社会的价值。
这种情感，最主要的体现就在公司的管理上。现在腾讯的管理文化，是他在的时候创立的——“首先是很自由。强调员工的工作快乐，这都是跟Charles（陈一丹）、跟Pony（马化腾）他们的性格是有关的。”
郭凯天说：“可能法律是一个太具体的工作，还不能满足他进一步的普世情怀。”这或许可以理解他为什么投身教育——教育是对人的塑造，任何时代都不会变。
翟红新对陈一丹的评价是：格局很大，睿智、有大局观。她是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和陈一丹是10多年的老同事了。她对陈一丹的回忆，能一直追溯到腾讯刚刚成立的时候。那时，碰到用户上门投诉，法律专业出身的陈一丹会拉上一个女同事——理由是，从概率来讲，客户不会对女性发火，大家容易平心静气。
但当时她只是觉得陈一丹很聪明，直到他从事业的高峰退下，专职做公益、办慈善，她才发现他睿智的一面。翟红新说，“他没有这种特质的话，很难坚持下来，或者把这个事情有步骤地推进下去。”
设立这个奖的目的，4年前，陈一丹写在本子上——“旨在鼓励倡导人类对宇宙人生的领悟和贡献。”最初，奖金定在1000万港元，但陈一丹后来坚持，将这个数字乘以3。
不是没有人提出过挑战，即使是用最高的标准来看，这个数字也太大了；教育不能立竿见影。陈一丹非常清楚——他告诉我们：“它很慢，它很慢，它最慢。”事实是，其他的一切变化都很快：陈一丹经历过中国互联网起飞的关键时期，那是信息革命的玫瑰色黎明，它改变了商业、媒体和慈善——人与人之间、各种功能之间，一切都是信息化的。
从退休开始，甚至更早，陈一丹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到今天，没有网络化的、没有实质性改变的，只有教育。因为它是复杂体系，“stakeholders，持份者太多了”。他的结论越来越接近那个宏大的目标：教育体系一定会改变，整个信息革命决定了它迟早要变。那么，在这个时刻，他的角色是什么呢？——他曾成功引领中国的互联网公益，使捐赠的效率和热情迅速提升，在全球范围内领先。现在轮到教育。
他想清楚了，“教育是最重要的，值得这么高的奖金。”
在陈一丹的计划里，3000万港元：一半奖给个人，一半是项目资金，用于获奖者推进研究。但提高之后，原本计划的10亿港元基金池不够了——和诺贝尔奖一样，陈一丹在香港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基金会，计算发现，如果要保证奖金能够逐年发放，他必须捐出25亿。
到陈一丹这个位置，金钱只是一个工具，他的注意力早已不在这上面了。对股价的涨跌，他并不介意。助理甚至怀疑，老板知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
传统
甚至，陈一丹会因为捐款被人知道而不知所措：大学毕业时，他捐钱给希望小学，觉得做了很自然，因为没人看见。后来，向母校深圳大学捐赠奖学金，他觉得好大压力，“这个压力不是捐钱啊，是捐钱被人知道了怎么办”。
今年5月，他在一次会议上对外宣布：捐赠股票，价值逾40亿港元——如果不是赶上那时候股票下跌，捐赠的计划金额是按50亿港元打算的。但是，跌了就跌了。事实是，这笔钱早在去年就完成了捐赠，只是一直没有公布。原因是，他不知道怎么说。
他重视荣誉，但不是这一种，而是另一种更大的东西：他将自己设立的教育奖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将捐赠给武汉学院的图书馆命名为“陈一丹伉俪图书馆”。“一丹”有一片丹心之意，“陈一丹伉俪”，则纪念他和太太当初在大学图书馆学习和谈恋爱的日子。
这是一种矛盾的情感。但发生在他身上，就和他退休时的决定一样，一切都显得是自然而然的。熟悉他的人觉得，陈一丹受到传统的影响很重。
传统对他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一次，他和一位西方学者谈起教育，对方从脑科学的角度出发，谈起0到3岁在成长过程特别重要。陈一丹高兴地接过去，“对啊，中国有句老话，三岁定八十。”
他仿佛抓到了一只兔子。就像在一个最新的系统中，找到了文化的坐标。回顾自己的少年时代，陈一丹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家庭。在那些遥远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祖母，那是个没文化的老人，但即使没什么钱，也喜欢帮助别人。她的本性如此，这种朴素的感情能够给人力量，对他的影响很大。
和他聊天的时候，会不自觉地被他带入传统的世界。构成这个世界的词语，在今天已经显得很陌生了。他喜欢谈儒家和道家，也喜欢谈佛陀的教育。他读原典，书架上摆着《论语》《大学》《中庸》。他也读佛教经典，不仅是《金刚经》，还包括《净土五经一论》《净土三经》。
谈起自己捐资教育的想法，他把它归结到：“我觉得是有朴素的情怀，但是没有系统去整理。”他说的最多的是随缘——“人就这一辈子，万般带不去啊，只有业随身。”
这句话太老了——互联网增加了语言的维度，我们被分割在一个个部落。当一个人带着一种非常古典的态度走来，往往显得不合时宜——就像是透过一层层的纱布去观察他——这或许增加了理解的困难。
评价自己时，他使用的概念也是传统的。最好的状态是超越善恶，平静如水。但他是凡人一个，做不到，“只能儒家比例放大一点，入世，走正道都做一点，有错就改，好事就多做一点。”
投身教育实际上困难重重，陈一丹回忆起打算分期捐资20亿元办学时，心里还是犯憷的：教育是做不完的，好像无底洞一样。但他当时已经想好了，希望有一颗心去探索。
他把这个朴素的想法告诉妻子。他觉得妻子是他的力量之源。妻子的回答很简单，“你也知道，你做什么事情我都是支持的。只要家里孩子跟我有碗饭吃就行。”
“我当然不能让她只有饭吃啊！”陈一丹说。
纯粹
在学者眼中，他大概是最不像商人的一类。很淳朴，很纯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校长吴汉东这样评价。他见识过一夜暴富的人，大牌企业家也见过不少，“要让我一个学者去说一个企业家很好，坦率地说也是不容易的”，但是，陈一丹是个例外。
他们见面不多，但每一次都印象深刻。有一次，陈一丹在办武汉学院的过程中，想要征求他的意见，给他打了电话。武汉学院过去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办的一所民办学院。两人见面地点设在深圳的一个茶室。几年以后，吴汉东回忆起那一刻：陈一丹当时看起来有点沮丧，他说，我作为一个企业家非常成功，作为一个慈善家也很有理想。然而，“作为一个教育家，为什么就办不好？”
吴汉东很少见到一个企业家的这一面。他对教育的理想和情怀，叫他很感动——他觉得他们理想相同，一拍即合。但是，办大学和办企业不一样，百年名校不是一两步就能成的，“有曲折才有前进”。吴汉东说，陈一丹在办学的过程中，有耐心，有决心，甚至叫他感到惊讶。而那次聊天，陈一丹像个小孩，一开始很失落，谈过以后又很释然，很振奋，喜怒哀乐都在脸上。
“我见到陈一丹的时候，他展示在我眼前的形象是一个慈善家，一个未来的教育家，他叱咤风云的企业家形象我见得还不多。”吴汉东说，但没有以前叱咤风云的企业家陈一丹，就不会有现在的陈一丹。
“所以他首先是创富，我相信也是艰难的。他代表的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靠知识创造财富，而不是政策牟取财富，不是靠权力去掠夺财富，这是我的一个判断。”吴汉东评价说，“他和一般企业家不同的地方是，他把后半生放在了公益事业，这两点我非常肯定。当然，不是所有中国企业家都要投身教育。”
陈一丹身上的这种特质吸引了不少人，武汉学院现任校长李忠云退休前是华中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当初，陈一丹邀请他加盟武汉学院，他考虑再三，拒绝了。对他来讲，退休意味着功成身退，没必要再冒险。陈一丹不死心，专程到武汉请他再谈谈。设宴的地点选在一家酒店的斯坦福厅。厅里面有斯坦福大学的很多照片。
他站起来，手指着这些照片，侃侃而谈：现在中国的民办教育还比较落后，他相信将来民办教育和民营企业一样，一定有长足的发展。他希望武汉学院将来能够像斯坦福一样。
李忠云说，他有些感动，搞得不好意思拒绝了。
为了请一位校长，陈一丹三顾茅庐。他的个性告诉他，要往前看。陷入困难时，他会独自一人唱《渔舟唱晚》——这是一个传统的“药方”。
有人是这样认为的，作为一个亿万富豪，他把自己的退休搞得太过苦涩。事实是，他的性格中有一种可以称之为乐观的东西，他把自己的选择归结为“纯粹的情怀”。事实是，他还明白更多的道理：教育只要你投身其中，就会一点一点进步，过程就是最大，“不是说一定要什么结果”。
偶尔也产生困惑。你到底是做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还是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他问过自己，“我们讨论的结果是，没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只有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建立一个权威的国际大奖，和办大学同样面临困难，不是砸钱就能办成的——即使是诺贝尔文学奖，2018年也曾一度陷入丑闻，甚至因此推迟颁发。
纯粹和权威。这是陈一丹必须要坚持的。最关键的是：建立顾问委员会和独立的评审委员会。
陈一丹相信机制，他希望把机制建立起来，这需要工作做得非常细。在腾讯创业时期的经验帮了忙，他对细节的把控非常到位。助理觉得，在日程工作中，陈一丹会发现那些被忽略的细节，“当时看着很小，但最后在推进过程中是有决定性的。”
陈一丹开始去世界各地拜访教育学者。有时在香港，有时在欧美。退休之后，他似乎变得更忙了，这是助理的看法。经常是：他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中间几乎没有休息。3个助理轮流陪同他参加各种活动，已经感觉疲于奔命，但出现在人前的陈一丹，状态却显得很放松——10月19日，他刚刚结束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交流，连续飞了20个小时赶到四川邛崃，没有休息。活动一个挨着一个。
他的日程被排得很满。苦恼在于不懂得拒绝的艺术。有时候在车里，他会问身边的人，“接下来要去哪儿？”这种强度甚至叫郭凯天感到惊讶，“我对他说，我感觉你比上班的时候还忙。”
开始筹备一丹奖后，程介明受托成了顾问委员会的召集人，吸引他的也是陈一丹身上的这种特质：我还是相信一丹先生，他话不多，说出来的也够我们判断了，“而且这笔钱这么大数目，这么多钱，这不是假的啊。”
为了找到合格的顾问，程介明也开始四处打电话：比如，贾米尔·萨尔米（Jamil Salmi）博士，世界银行负责教育项目的前首席顾问。
“你现在在哪儿？”程介明问。
“飞机上。”萨尔米说，他已经去过100多个国家考察教育项目，这一年就飞了145次。
谈起一丹奖的顾问和评委，程介明有些骄傲：一丹奖的顾问，是对各国的教育现状和教育项目都有所了解、有所参与的人，由他们来把关；而评委，是那些深耕在教育领域的各国学者。
开奖
2017年，第一届一丹奖正式启动，30多个国家的候选人角逐最后的奖项，到了第二届，这一数字就增长为92个国家，候选项目遍及151个国家和地区，一共收到近1000份提案。候选人既有欧美的教育学者，也有人来自非洲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国家。
得知自己获奖时，拉里·赫奇斯正在科罗拉多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是西北大学教授——关于他，大卫·菲戈这么介绍：“如果你的论文被100个人引用，那表明你做的不错，如果被500个人引用，那表明你做得很好，如果是1000个人，那你就真的有所建树。拉里，噢，他的论文被引用了5000次。”
那是个大早上，电话突然响了。他有些吃惊，“我一般不会这么早接到电话，而且那天开会时我竟然忘了把手机静音，所以你知道吧，当时我其实有些尴尬。但我拿起电话，发现这通电话来自中国。”
拉里·赫奇斯说，“我很高兴能获得一丹奖，因为我自己就是通过教育改变了人生。”他出生在加利福利亚，但不是那个有海滩和蓝天的地方，而是远离海岸的加州中部。每到冬天，农民们烧荒产生的烟雾就会遮蔽天空。
他的父亲，直到退休都拿着最低工资，母亲则是大学厨房的洗碗工。小时候，他总是从橱窗里看着吵闹的大学生。但母亲会告诉他：“像我们这样的人是成不了他们的。”
另一个获奖者是阿南特·阿格瓦尔，他出生在印度的一个海边小城，当年，还是高中生的他试图报考印度最好的大学——印度理工学院。他不像大城市的同龄人能够接受优质教育，“有300个考生参加了第一轮的考试，其中两个人失败了，我就是其中之一。”第二次，他成功了，这改变了他的命运。
他们现在都成为新世界的一员。或许，这也是陈一丹的起点：祖母很重视教育，正因为这样，他父亲才有机会走出乡村，成为一名大学生。而到他这一代，他在深圳的繁荣中长大。
从入围开始，陈一丹就关注他们的成果，他充满好奇，这就像是一片崭新的大陆。9月19日，今年的一丹奖获奖者公布了：是戈斯瓦米教授和法兹勒爵士，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都有惊人的成就。谈起这些获奖者，陈一丹对每个人都印象深刻。但他重视的是，这些好的教育最终能不能落地，得到应用。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在中国落地。
每年开奖那一刻，是陈一丹期待的时刻。他在门外，等着那道门打开——有时候要等一天，有时候要一天半。门内是9个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家，作为评委，他们专程聚到一起，先是和他简单交谈一下，“今天怎么怎么样。好。谢谢”，然后门一关，一切按照流程，开始陷入紧张的讨论、投票。
评委们会产生激烈的争论。但不管他们吵成什么样，陈一丹都感到愉快。他有时候在门外踱步，仿佛置身事外。尽管这个奖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是它的设立者，但在评委们打开门之前，他也不知道答案。
就像是一个人等着孩子出生——“医生打开门，来了。是男孩，六斤八两。”陈一丹说，结果是完整的，有一套清楚的解释：评委们“不仅是抱着孩子给你，还要讲清楚六斤八两：特征，耳垂有一个什么，头发是黑色。”
这就是他期待的时刻，“每次我在门外是很开心的。”（张啸柏 金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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