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磊：外汇局正在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人工智能在跨境贸易融资等场景应用

（图片来源：首届外滩金融峰会）

经济观察网 记者 胡艳明“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金融业态，汇兑和市场，外汇局特别需要关注数字金融和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近期天秤币引发了各方对未来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全球货币体系的浓厚兴趣，外汇局正在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人工智能在跨境贸易融资、宏观审慎管理中的应用场景。”在10月27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等机构共同推出的首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在发表演讲时透露。

在演讲中，陆磊就当前金融改革开放、外汇管理改革及通过金融改革和外汇政策，如何助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话题发表了观点。

一、谈“金融改革开放”——金融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在更广的范围内配置资源，所以开放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过程。

对于金融改革开放，陆磊称，金融发展的基本趋势，一定是在更广的范围内配置资源，所以开放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过程。

回顾历史，陆磊表示，开放是我国金融发展的重要动力，金融业也在开放过程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作为总体改革框架的有机部分，我国金融40年来，一直走自主、渐进、风险可控的金融开放之路。金融体系在支持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称，改革开放中形成了功能齐全、适度竞争的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2017年我们国家的银行系统已经超越欧元区，成为世界上资产额最大的银行系统；2019年中国银行业总资产，达到了281.58万亿元，居世界第一；2019年9月末，中国证券市场的市值总额达到了55万亿元人民币，仅次于美国。

“直观看，300多万亿的金融业总资产也就意味着300多万亿的社会资本形成，所以金融业的贡献不可谓不大。”陆磊称。

逐步开放金融体系为开放经济不断发展创造了条件。在金融业不断提高贸易投资服务能力的同时，与开放经济相适应的货币金融调控框架逐渐形成，在有效整合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包括体制性资源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40年前的1979年，第一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出台，第一笔外债借入，第一家外资银行驻华代表处成立，国家外汇管理局成立了。一年中同时出现几件事，恐怕不是历史的巧合。系统性对外开放，推动了系统性的全方位改革。

展望未来，陆磊表示，金融业将在新时代发展进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金融改革开放可能成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环节。

一方面，通过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完善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提高金融市场和机构的风险定价能力，并以此完善金融对新动能、新产业、小微企业、民营经济和科技创新的服务质量，也加强在复杂环境下金融自主高效运行的能力。

另一方面，通过改革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更好的兼顾宏观审慎与微观监管性的要求，是在开放发展中有效防控风险的重要保障，要以防控系统性风险为底线，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以微观放活理念，完善市场友好的审慎和行为监管。在管住底线的前提下尽量开放，在开放进程中避免重大风险，走可持续开放发展的道路。防控系统性风险的能力越强，经验越丰富，开放的胆魄也就越大。

二、我国外汇管理改革的基本战略趋向是在风险防控基础上促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陆磊表示，在开放条件下，金融宏观调控框架经受了经济和金融周期的考验。下一步政策取向主要是三方面：

第一，持续促进跨境投资，跨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一步支持跨境货物和服务贸易方式创新，配套落实外商投资法，不断完善外商直接投资和境外直接投资的外汇管理，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鼓励有条件、有能力的境内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积极服务区域开放创新和地方经济发展，大力支持自贸实验区，长三角一体化等在外汇管理改革方面的先行先试。

陆磊称，近期，国务院通过外汇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通知，推出了12项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政策措施，是我们推进实施高水平贸易投资的最新举措。

第二，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和外汇市场建设。当前我国直接投资已基本实现可兑换，证券投资项下形成了以机构投资者制度（所谓的QDII、QFII）、互联互通制度（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债券通），这样一种跨境投资制度安排基本成型，跨境债务融资由市场主体在全口径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框架下自主进行。下一步我们将统筹交易环节和汇兑环节，以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为重点，有序推动不可兑换项目的开放，适度增加外汇市场参与主体，丰富外汇交易品种，支持科创版的建设发展，鼓励境外投资者参与科创板。

第三，完善外汇市场的“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宏观审慎管理，以维护外汇市场基本稳定，防止大规模不稳定跨境资本流动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为总体目标，针对金融市场的顺周期波动，采取必要的数量和价格工具，逆周期、市场化调控外汇市场上的企业、居民和金融机构等各类主体的交易行为。而微观监管基于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基本假设，主要采取的是外汇市场的合规与行为监管，目的是维护可兑换政策框架的稳定性和可信度，维护外汇市场的竞争秩序，并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三、新形势下，如何积极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就如何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陆磊表示，作为国家金融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汇局更好地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自贸实验区的先行先试，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与各监管部门一道，配合上海市进一步扩大金融服务业的高水平开放，在监管部门已经设定的相关改革事项，如商业银行设立理财子公司，外资金融机构和大型银行在上海合资设立理财公司的基础上，进一步支持外资机构设立或控股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在上海的率先落地。支持符合条件的非金融企业集团在上海设立金融控股公司。

第二，进一步提高汇兑的便利化水平，推进开展货物贸易外汇收支的便利化试点，研究在上海全市范围内实施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支付便利化业务。

第三，进一步促进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中心建设，继续扩大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整合债券市场投资渠道，QDLP（注释：外商股权投资企业）试点将在上海常态化。发展人民币利率外汇衍生品市场，研究推出人民币利率期权，进一步丰富外汇期权等产品类型，建设开放的、有竞争力的外汇市场。此外，支持上海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在金融机构跨区域经营，提升金融配套服务水平，支持科创企业上市融资，建立完善长三角区域金融政策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方面发挥龙头带动作用。

陆磊称，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金融业态，汇兑和市场，外汇局特别需要关注数字金融和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近期天秤币引发了各方对未来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全球货币体系的浓厚兴趣，外汇局正在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人工智能在跨境贸易融资、宏观审慎管理中的应用场景。

“为此我们的一点建议是：当我们不太清楚某一种业态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必须注意风险管控。”陆磊表示，风险管控的基础是真正有效的金融基础设施，所以建议上海要真正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应该进一步面向未来，抓住现代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核心环节，进一步加强面向数字金融时代的支付清算，存管结算、交易报告库和中央对手方，也就是CCP（注释：中央交易对手）建设，以实现更低的交易成本和更低的系统性风险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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