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经济 培育新动能

纵观历次工业革命，都会有新的科学理论以及新的生产工具出现，进而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形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当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正在颠覆传统的产业分工和组织结构，形成一轮新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进一步促进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实现新旧动能持续转换。在这一过程中，以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和抓手，直接关系到新旧动能转换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技术高点和世界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总体发展势头良好

从发展规模、发展环境、发展效率以及发展潜力四个方面，成都市新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利用大数据技术和46项指标，对我国15座重点城市的新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价。各城市新经济综合得分由高到低为：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武汉、成都、南京、重庆、苏州、郑州、无锡、天津、青岛和西安。总的来看，目前各城市在发展新经济方面具有良好势头，但也存在产业布局雷同和城市间不当竞争现象。

一是强调热门领域，缺乏战略定位。国家统计局2018年制定的《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分类》表明，新经济并不特指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而是三次产业都有广泛涉及。但大部分城市在新经济布局时聚焦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支付等热门领域，已经出现一些不良后果。例如，大量资金流入共享单车等领域，造成资源浪费和城市固体垃圾增多；大量资金在数字货币和区块链等虚拟经济中空转，流向不明；部分互联网金融平台在新经济外衣下存在不合规经营行为，容易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是关注“短平快”，缺乏远景规划。当前，新经济企业寿命普遍过短，重要原因是缺乏技术竞争力和长远规划。一些地方政府过于看重新经济主体的增量和产业规模的扩大，造成新经济企业多而不强，未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除一线城市外，大部分城市缺乏新经济领军企业和代表性企业，在国际国内没有话语权。同时，一些城市盲目引进、仓促上马一些新经济企业项目，脱离本地实际，难以对其他经济形态形成支撑和赋能，也不能从根本上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三是各地频出扶持政策，缺乏良性竞争。在国家大力支持新经济发展的政策下，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新经济扶持措施和短期规划，从技术、人才、企业等各方面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愈演愈烈的竞争，容易演变为城市间的不当竞争，导致城市之间内耗，挤占当地政府对公共服务和基础产业的投入，对全国而言是一种福利损失，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同时，过于强调“移植”而不是培育，容易造成城市定位模糊，忽略城市内生动力和文化根基，不易形成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推动新经济产业合理布局

针对目前新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为推动新经济可持续发展，要切实加强政府引导，努力使新经济实现合理布局。

第一，抓重点、树典型。发展新经济必须找准“头雁”，从而找到突破口，培育动态比较优势，实现新经济差异化竞争，否则只会分散力量，难以有世界领先的核心技术突破。微观层面，在不干扰市场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地方政府要培育重点企业，攻克重点技术，把握重点方向，并围绕这三个重点制定目录，一一跟踪，再由点带面，实现三大重点向全社会的辐射效应。中观层面，地方政府要定位合理、明确，仅靠一地之力不可能实现所有新经济行业的齐头并进，只有找准重点产业，才能有的放矢。

第二，新经济建设与城市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新经济布局必须符合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大局，走创新发展道路、绿色集约发展道路、开放共享发展道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协调发展道路。避免把新经济与虚拟经济、服务经济画等号，鼓励地方在传统优势产业的基础上走技术升级、模式创新和“智能+”的新路子；既要实现新经济的产业化，也要注重传统产业的新经济化。与此同时，不能过于关注“短平快”产品，不能单看新经济主体的增量，要立足长远，研发世界领先的核心技术和基础性技术，重点关注新经济主体的科技含量和持续发展能力。通过创新生态链的建设，使“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四个关键环节有机协调，否则创新将不可持续。

第三，注重营造新经济生态、搭建新经济平台。新经济重技术、轻资产的特性决定了其倾向于往产业生态较好的地方集聚。营造新经济生态、搭建新经济平台，关键是要制定好行业规范，规划好行业愿景。在新经济起步阶段，谁抓住了行业标准与规范制定这个“牛鼻子”，谁就能在未来的新经济发展中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因此，中央政府应责成有关部门与行业协会和企业代表一道，着力制定行业标准和规范。比如，界定数字经济时代的数据主权、产权和隐私权；制定共享经济时代共享办公、众创平台、众筹平台、共享医疗、共享出行等领域的准入标准、服务标准和监管机制。针对新经济领域容易出现的技术垄断和行政垄断等现象，要注重营造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避免大企业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情况。此外，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重要不同是大众参与度较高，因此建立自下而上的大众监督机制尤为重要。

第四，政策扶持有度，多元主体参与。地方政府在制定新经济扶持政策时，要坚持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由过去追求优惠政策“洼地”转为打造公平营商环境的“高地”，充分调动多元微观主体的积极性，避免好心办坏事和逆向选择问题。要以内需拉动新经济供给，以有效供给促进新经济市场繁荣；要增强新经济的民众体验感和企业获得感，鼓励民众参与新经济、共建新经济、共享新经济。此外，加大探索针对新经济的风险防控政策、专利保护与技术扩散政策、试点政策等，以科学合理的制度保障新经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增长、环境和拥挤三重效应下的中国最优城市规模研究”(18CJY015)、成都市新经济专题研究项目“重点城市新经济发展比较分析”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来源: 社科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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