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开放的银行

　　人类对于自由的追寻贯穿了人类进化史，而技术进步就是人类自由征途上最有力的工具。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在享有银行服务自然是自由的一部分。不管是银行业自身的进步还是外部技术进步带来的冲击，银行本身也是在技术进步的浪潮中不断前行。数字化革命不同于工业革命和电力革命的根本点在于，前者使得时间仅仅成为数字。全球轮动的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实时跨境汇款、永不停止的商业活动，背后都需要银行服务的不间断支持。

　　由科技武装起来的大型科技公司、金融科技公司、新兴银行都在不断撼动传统银行的地位，人们信赖的不再是银行本身，而是银行服务。金融的创新永远都是金融产品的创新，无论是期货、期权还是利率掉期或外汇掉期的出现，永远比新时代银行大楼的创新重要得多。数字化革命的深入正在对经济的各个层面产生深远的影响，即使银行服务本身也难以不被变革。

　　科西莫——在他那个时代——已把分行经理们紧紧地掌控在自己的手里，从不允许他们偏离自己的指令办事，但萨塞蒂却跟在他们的后面跑，而不是给他们以指引。例如，他甘愿被托马索·波尔蒂纳里所蒙蔽，并把较为谨慎的安杰罗·塔尼提出的任何反对意见当作废话而置若罔闻。在另一个例子中，萨塞蒂对任何提醒——如廖内托·德-罗西有可能是不可信任的——充耳不闻，且不采取行动，直至造成的损毁无法补救。蕞后，萨塞蒂自己终于认识到，他奉行了错误的政策：在他职业生涯结束之时，他写信给洛伦佐：“我不该忘记告诉您，若您的管理人员不用比过去时代更严格纪律和更强硬手段加以统领，那么麻烦就会死灰复燃，因为任何对权力的放松都是导致特许和任性的诱人诱饵。”他应早点表明态度，远在梅迪奇公司陷入穷途末路之前。

　　人们可能会觉得奇怪，萨塞蒂是如何担起梅迪奇银行的一个关键管理职位的？弗朗切斯科是在新市场的一名钱币兑换商——他在自己的孩子们还小时就去世了——的儿子，他在1440年前后就作为在日内瓦的雇员开始为梅迪奇银行服务，并在六年时间内晋升到分行经理，也许是通过耍阴谋排挤掉其上司鲁杰里·德拉卡萨。萨塞蒂一直留在日内瓦，直到1459年被召回佛罗伦萨以减轻他朋友——超负荷工作的乔万尼·迪科西莫——的负担。之后不久，他娶了内拉·迪皮耶罗·科尔西，一名只有十五岁的女孩，她给他生了五个儿子和五个女儿。到了1462年，在梅迪奇银行服务了二十年之后，他已有了将近27,000弗罗林的可观财富，包括一栋在佛罗伦萨的房子，三个农庄（poderi）、珠宝、一座图书馆和投资在梅迪奇公司的18,000弗罗林——既有以计息存款的形式，也有以在阿维尼翁分行和日内瓦分行股本中的股份形式。四年之后，其财富已几乎翻了一番，总计达52,000弗罗林。他的商业投资——主要在梅迪奇银行——已增加到45,000弗罗林。他还购买了更多的不动产，并在茫杜基山丘上建造华丽的别墅，从其露台上可眺望穆尼奥内河谷，菲耶索莱山耸立在它的背景中。据说，该居所花了他12,000弗罗林或更多。萨塞蒂拥有一批精品藏书，有用拉丁文写的，也有用本国方言写的。他的藏书签上用法文写着意义深远的箴言： A mon pouvoir（尽我所能）。

　　但在萨塞蒂去世之前，其大笔财富的大部分已无法挽回地失去了，在里昂分行的灾难性崩溃以及其他不良投资中被吞噬了。在1489年，他从里昂写信给豪阔者洛伦佐说，他不再富裕并后悔他未能提供任何经济上的援助。在给同一通信者的另一封信里，萨塞蒂表达了想要尽快摆脱债务的愿望，因为利息在消耗他的财产。

　　如前所述，萨塞蒂于67岁时去了里昂，呆了七个月时间以理顺因廖内托·德-罗西管理不善造成的一团乱麻。在他返回佛罗伦萨之后几个月，也即1490年3月21日，他得了中风，被他的男仆发现不省人事地躺在房间的地板上。他苟延了几天，右半边身体瘫痪，说不出话来。他很有可能死于1490年3月31日，因为豪阔者洛伦佐于4月1日口授信件给洛伦佐·斯皮内利、菲利普·德科米纳、于姆贝尔·德巴塔尔奈，以及在法兰西的其他客户，通知他们萨塞蒂的死讯。葬礼于翌日在圣特里尼塔教堂举行，弗朗切斯科·萨塞蒂曾在那儿获得一座家庭小礼拜堂，为此他曾委托多梅尼科·吉兰达约绘制一幅祭坛装饰画——《牧羊人朝拜圣婴》——和表现教皇批准圣方济会议事规程的著名壁画。

　　命运已不再偏爱萨塞蒂，尽管他另有箴言“Mitia Fata Mihi”（愿命运善待我）。他的后代在十六世纪贫困潦倒；他们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有蒙图吉别墅，但他们蕞后还是被迫把它卖掉。为挽回该家庭财富，一位名叫菲利波·萨塞蒂的曾孙受雇当葡萄牙人的佣工并去了东印度群岛，他因热带病把命丢在了那里（1588年）。虽然他成功地积聚了一笔财富，但他的继承者们被剥夺了继承权，几乎什么都未得到。菲利波的兄弟弗朗切斯科是个不切实际的人，整日埋头于旧羊皮纸，绘制家谱，写家族史，以此打发时光，他在家史中强调家族的高贵和过去的富裕——纯粹是白白浪费时间，徒劳无益。

　　在弗朗切斯科·萨塞蒂于1488年他离家去里昂的前夜口授给其儿子们的备忘录中，他把自己的倒霉完全归咎“于廖内托·德-罗西那彻头彻尾的既不良又不尽责的管理(governo) 。然而，难道萨塞蒂自己不该受到指责吗？他的职责是保持分行经理们受到控制，审计他们的账目，检察欺诈舞弊，并制定要遵循的规则。这一切他都未做。萨塞蒂错在给了分行经理们太多自由行动的余地，而且不认真仔细地审查他们的报告。也许他有时难以说服豪阔者洛伦佐，也无当机立断的个性力量。总之，梅迪奇银行的衰落不应追究某个人的缺点。洛伦佐·德-梅迪奇 也应对衰败负责。此外，还有他和萨塞蒂都无法控制的力量在起作用。

　　根据马基雅维利，“豪阔者洛伦佐在其商业经营中运气不佳（fu, quanto alla mercanzia, infelicissimo)；由于他那些代理人——他们好象自己是王公贵族而非只是平民百姓似的经营业务——的管理不善（il disordine de’ suoi ministri），他的许多财富在国外多地受到损失；结果，国家不得不拿出大把、大把的钱来支持他。”亚当·斯密因误解了马基雅维利而用这篇文章的大部分篇幅来阐明政府企业的浪费和低效，并用以证明王公贵族从事贸易一般都不成功。例子选得很差劲，因为梅迪奇银行从来不是大众银行，而洛伦佐是一位碰巧事实上也是国家首脑的私人银行家，未曾获得过王侯的地位。真实情况是，某些分行经理的行为，例如在米兰和在布鲁日的波尔蒂纳里兄弟，确实是那种通过给王公贵族留下梅迪奇银行有能力出借无限量金额的错误印象从而激起他们贪欲的行为。对于卡尼贾尼出借120,000埃居给爱德华四世的能力，以及托马索·波尔蒂纳里曾在一段时期欣然答应为多至80,000埃居作担保这件事，甚至连久经世故的菲利普·德科米纳也感到惊讶。

　　除了马基雅维利，多部编年史断言豪阔者洛伦佐不仅运气不佳，而且还缺少经商的天资。例如，人文主义者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 认为，洛伦佐对商业毫不理解，未能仔细研究托马索·波尔蒂纳里和廖内托·德-罗西提交的报告，因此被他们所蒙骗，结果他只有通过挪用公共基金才得以从破产中被挽救过来。洛伦佐自己的侄子亚历山德罗·德-帕齐甚至更直言不讳，把梅迪奇公司的失败归因于自己叔叔缺乏经商能力，铺张浪费，热衷于公共事务等。当乔万尼·米凯莱·布鲁托告诉我们洛伦佐把一切都归咎于其代理人的不忠，而他们为了开脱自己则声称他的过度开销才是一切麻烦的根源时，他乔万尼·米凯莱·布鲁托用了一点心理学。当然，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不可能得到支持；并非洛伦佐的挥霍浪费造成在里昂、布鲁日或伦敦的巨大损失：而是管理不善和超量借款给君主们的结果。这不意味着豪阔者洛伦佐毫无责任：他犯了致命的错误，即听从萨塞蒂的建议给了分行经理们太多的放任自流。结果，他的权威逐渐丧失，他自己在1478年曾向吉罗拉莫·莫雷利抱怨说，在他预期本该享有极大信誉的米兰，他甚至无法阻止自己的经理们（波尔蒂纳里兄弟）在斯福尔扎宫廷里煽动敌意，这使他感到非常哀伤。

　　有关廖内托·德-罗西和波尔蒂纳里兄弟管理不善的现有证据，确凿无疑，无法抹去，但豪阔者洛伦佐的拥趸者们质疑那种他缺乏经商能力或至少对自己公司的事务几乎不感兴趣的说法，仍视他为只有美德而无瑕疵的超人。这些拥趸认为，如此说的编年史家们要么被偏见所蒙蔽，要么被派性所蒙蔽。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跟他的父亲皮耶罗一样，洛伦佐接受过良好的人文主义教育，但他在营商方面的训练相当薄弱，他未接受过账房实务方面的教育/历练。真实情况是，在1466年为弥补该缺陷作过一次羞羞答答的努力，即洛伦佐在十七岁那年去罗马时；他父亲再三叮嘱他要用心倾听乔万尼·托尔纳博尼，后者会向他解释罗马分行的状况，以便洛伦佐在返回佛罗伦萨后能报告那儿的现状。

　　然而，这些与商界的临时接触只是对系统训练的蹩脚替代品而已。豪阔者洛伦佐在继任其父亲之后对自己公司的管理不感兴趣，并把所有权力转授给了弗朗切斯科·萨塞蒂。在皮耶罗去世之后不久，当安杰罗·塔尼——不同意萨塞蒂关于伦敦分行的政策——诉诸于洛伦佐时，后者答复说“他不懂这种事情”（che lui non se n’intendeva）。十年之后， 洛伦佐在亲自口授的一则备忘录中不得不承认，由于知识欠缺，他被托马索·波尔蒂纳里欺骗了；顺便提一下，波尔蒂纳里的图谋受到萨塞蒂未与塔尼——他当然会不同意——商量的助长。同样的故事也重复发生在里昂分行身上，而洛伦佐甚至在廖内托·德-罗西的所作所为已引起萨塞蒂的怀疑之后也未把后者召回。在1487年，斯皮内利写信给豪阔者：“我很高兴看到您开始对您的事务感兴趣，并开始把它们管理得比过去更好，因为，若您持之以恒，您的利益和声誉都将增长。”因此，几乎无疑，洛伦佐，至少在其早期生涯中，忽视了自己的商业利益，在不断积聚的损失削弱了其财政并不断破坏其统治基础之后，他才被迫更多地注意它们。

　　帕齐阴谋（1478年4月26日）——朱利亚诺·德-梅迪奇在这场阴谋中被刺杀，洛伦佐自己侥幸逃脱保住了性命——意在颠覆梅迪奇银行以及梅迪奇政权。它突发于财政困难达到极点时的一个关键时刻，由于在阿布利亚、佛兰德、英格兰和米兰所遭受的损失。因为帕齐银行也许是佛罗伦萨第二大的银行，并有分行在罗马、里昂和布鲁日，其合伙人和经理们很清楚该事实，即他们蕞危险的竞争对手正遭遇严重的麻烦，犹如泥菩萨过河。事实上，雷纳托·德-帕齐——家族中头脑蕞好使者——拒绝参与这场阴谋，因为梅迪奇银行已困难重重，他相信破产已近在咫尺，为期不远。在他看来，若梅迪奇失去全部信誉，那么他们也将失去全部权力。阴谋的失败只诱致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及其同盟者们加倍努力打击梅迪奇银行，以便扳倒梅迪奇家族。洛伦佐在一封写给吉罗拉莫·莫雷利的信中抱怨说，“那不勒斯国王想方设法要毁了我的生意，他坚持要我付出而不许我收回。我担心，如果教皇听说此事必将以同样方式削弱我在罗马的生意。”洛伦佐的担心是有充分理由的；教皇查封了梅迪奇的全部财产，拒绝偿还教宗圣库欠梅迪奇银行的债务，并把乔万尼·托尔纳博尼逐出了罗马。

　　为了应付紧急情况，洛伦佐被迫调动一切可用资源。他写信给在米兰的佛罗伦萨大使莫雷利询问公爵的书记官切科·西莫内塔，是否能让他有30,000或40,000杜卡特（即120,000-160,000美元）的黄金，这在当时来说是一大笔钱，因为当时货币的购买力是今天的好几倍。更严重的是，在1478年5月至9月之间，正陷于绝望困境之中的洛伦佐·德-梅迪奇在不同时间共计取走了属于皮耶尔弗兰切斯科·德-梅迪奇的两个未成年儿子乔万尼和洛伦佐的53,643弗罗林硬币，因为他是他们的监护人。这笔钱一直到1485年都未归还，直到1485年被两位达到法定成年年龄的年轻人主张权利。一项有关此事以及其他一些事情的和解通过仲裁人达成，但它未给当事双方带来任何满意，并成为自乔万尼·迪比奇以降梅迪奇银行家族的这两家分行违规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洛伦佐被迫把祖传的卡法乔洛别墅和在穆杰洛地区的其他财产让渡给堂兄弟们，但他们抱怨被承担伦敦分行的三分之一损失以及他们父亲并未同意的限制费用。

　　豪阔者洛伦佐是否在1478年或之后侵吞公共基金，长期以来一直是在其赞颂者与诽谤者之间反复争论的未决问题。5编年史家们——其中蕞直率的是皮耶罗·帕伦蒂——始终未被人相信，据传是因为他们的强硬陈词未得到任何文献资料的证实。然而，似乎有可能，当梅迪奇银行家族在流亡十八年之后重新掌权时（1512年），任何罪证都被隐瞒了。总之，一份文件现已被找到在斯特罗齐的档案材料中，可以毫无疑问地确定，豪阔者洛伦佐挪用公共资金。在1495年1月30日，公社向梅迪奇银行家族财产保管人提出了74,948大弗罗林的索赔要求，这笔钱由公帑管理人弗朗切斯科·德利娅·托萨分多次支出给洛伦佐或其代理人。文件上明明白白地写着，这些款项“既未经任何法律许可也未经授权”而被支出，“对公社造成了损毁和侵害”。在缺少1469年之后时期业务纪录的情况下，无从显示该75,000弗罗林的钱是如何被实际用掉的，是使梅迪奇银行银行东山再起，还是贿赂外交官——马基雅维利所处时代的普遍做法。不管怎样，不仅是豪阔者洛伦佐的继承者们，而且也是他们在梅迪奇银行的合伙人们——洛伦佐·托尔纳博尼和焦万巴蒂斯塔·布拉奇——要对公社被骗走的这笔钱承担责任。因此，帕齐阴谋之后的破产之所以得以避免有可能就是通过侵占公库的钱。

　　即使是在这些绝望的情况下，也未用上大胆果敢的补救措施，而留给萨塞蒂去修补裂缝，但他的手艺未阻止裂缝扩大，直至整个结构无可挽救。未作把这座摇摇欲坠的大厦推倒重建的打算；然而，使老朽结构完全恢复活力的计划被送到豪阔者洛伦佐面前，但显然毫无结果。美第奇是15世纪欧洲蕞大的银行，总部设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在西欧重要城市设有分行。然而，封闭的体系最终导致了美第奇银行的衰落。

　　伴随现代银行业的发展，新技术在商业银行各个层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并且深刻影响着银行的内部架构与外部环境。如今我们走进银行感受和体验到的都是基于场景化应用的智能化自助服务设备，这已经并将一直颠覆我们对神秘而高大尚的银行白领的认知。从技术和业务两个层面出发，越来越多的银行开始关注战略与细节层面的开放合作问题。从长远来看，“开放银行”不仅仅是一项具体的技术或业务解决方案，而且是金融科技时代银行业战略转型的重要方向。“开放银行”建设离不开对前沿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就金融科技的底层重大技术来看，需关注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技术（移动互联、物联网）、分布式技术（云计算、区块链）、安全技术（密码技术、量子技术、生物识别技术），还有一些尚在发展的前沿技术，如边缘计算、数字孪生、脑机结合、增强现实等，以及有向无环图（DAG）、哈希图(Hashgraph)等下一代分布式技术。当然，不同技术的成熟度和可应用程度实际上是有差异的，这也影响到银行科技创新的技术路径选择。

　　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革命，推动着中国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也推动着传统金融的变革和新金融的创新发展。未来金融业的发展水平以及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将越来越依赖于科技的力量。金融业的核心是处理投资人和筹资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中数据信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数据资源也正和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一样，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金融行业数据的整合、共享和开放正在成为趋势，以数据共享为核心的开放银行在数据价值觉醒的背景下兴起。

　　银行的开放性源于金融与科技融合的发展，是一种利用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技术帮助银行与第三方实现数据共享的战略模式，在促进普惠金融、助力金融供给侧改革、防控金融风险方面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在开放银行建设过程中防控金融风险亦不容忽视，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在金融创新、提升服务效率的同时，更加高度重视金融安全问题。银行要对数据泄露、网络安全、合作方欺诈、法律合规等风险给予重视，要确保数据主体对自身数据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银行业乃至金融业数据的开放更需要以数据权利的保护为前提，通过严格的执法和行业的自律，确保数据在产权清晰、权利保障有效的框架下发挥更大的价值，数据开放才会拥有健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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