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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华为开发者大会在东莞松山湖开幕，会上，华为自研操作系统“鸿蒙”正式对外发布，引起全球瞩目。
从华为终端总部到华为鸿蒙系统发布的背后，蕴藏着东莞城市产业蝶变的密码，即以华为等企业为龙头，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激发出民营经济竞相迸发的活力，继而在东莞形成出千亿级产业集群。
近年来，以华为、OPPO、vivo为代表的智能手机产业在东莞蓬勃发展，成为东莞民营经济发展的标志性品牌。2018年，东莞民营经济增加值达4105.49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49.6%。聚焦到企业家，胡润中国富豪榜上，2008年至2018年10年间，上榜的东莞企业家从5人增至31人，最高资产从19亿元增至365亿元。这两组数据从侧面证明了10年间东莞民营经济的飞跃，已然占据东莞地区生产总值的一半。
今年东莞民营经济又迎来快速发展：上半年民营工业完成规上工业增加值破千亿元，达1151.5亿元，对规上工业的增长贡献率为108.2%。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55.1%、42.5%，同比增长11.3%、17.9%；工业投资、技改投资增速分别达23.5%、48.6%，在珠三角九市中分别排名第一、第二。
南方城市智库发现，过去，东莞主动承接外资企业的产业转移，形成典型的外源型经济发展模式。如今，凭着在全球化产业转移积累下来的技术经验、人才储备和世界一流的产业链条，成为厚植民营经济的沃土。
南方日报记者 朱紫强 戴双城 叶永茵
东莞、佛山的三十年竞逐
1988年至2003年，社会学家费孝通11次赴珠三角调研，发现借助邻近香港的地缘优势，珠江三角洲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的产业格局，提出著名的“珠江模式”，对顺德模式、南海模式、中山模式和东莞模式四种县域经济形态进行生动的总结。坊间又称之为“洋枪队（外资企业）”“游击队（私营企业）”“武工队（乡镇企业）”和“国家队（地方国营企业）”。
其中，东莞是“洋枪队”的代表，佛山旗下的南海和顺德则是“游击队”和“武工队”的大本营。“珠江模式”又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被学界合称为中国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进程的三大成功模式。
1988年，适逢亚洲四小龙风生水起。新华社记者王志纲来到珠三角调研，仿照“亚洲四小龙”将顺德、南海、中山、东莞命名为“广东四小虎”。
此间，东莞以“三来一补”为吸引外资的主要手段，利用美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制造业向大陆转移的时机，积极融入跨国公司的供应链，成为全球瞩目的“世界工厂”。1995年，东莞外贸达到历史最高值，外向依存度达433.8%。
佛山是广东乃至中国民营经济的大本营。明清时期，佛山就以手工业闻名于世。30年前，佛山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全市工农总产值的45.48%，与今日东莞民营经济占比相当。改革开放以来，佛山培育了美的、碧桂园、万和、格兰仕等一大批在国内外具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2017年，佛山民营经济总量达6067.02亿元，占全市GDP的63.5%。
东莞、佛山各有千秋的发展模式，成为广深之外珠三角为各界关注的又一对“双子星”。民营经济占比不高一度成为人们评价东莞的“标签”。“东莞塞车，全球缺货”，更让人看到全球化在东莞这座城市留下的鲜明烙印。
以2008年为坐标，两座制造业大市互相学习。金融危机后，东莞开启智能制造之路，佛山企业开启全球市场的版图，美的并购库卡演绎了中国企业出海的经典。
南方城市智库发现，从2008年到2018年，东莞民营经济奋起直追。2019年上半年，东莞民营经济缴税总额847.77亿元，占全市税收总额的70.2%。民间投资560.35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64.3%。规模以上民营工业实现增加值1151.46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56.4%。
以1988—2018这30年为标尺看广东“四小虎”：2018年顺德、南海、中山、东莞这四小虎GDP分别为3163.9亿元、2809亿元、3632.7亿元和8278亿元。刨开行政体制改革带来的变化，东莞是“四小虎”中的最大赢家。民营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东莞发展的最大变量。
从外资向民营的结构调整
7月，东莞市重大产业项目动工仪式暨OPPO长安研发中心动工仪式举行，筹划已久的OPPO长安研发，总部正式落地。在风景优美的松山湖畔，占地约1900亩，总投资100亿元的华为欧洲小镇布局了第二代数据中心、华为大学、研发中心和中试中心等功能载体。2018年以来，三批华为研发人员进驻，这里成为东莞“最聪明的IT村落”之一。
华为终端总部、OPPO长安研发中心、OPPO智能制造中心、vivo新总部等多个项目先后落地东莞，带来科技、资本、人才力量，成为推动东莞产业向高层次迈进的重要力量。
风起于青萍之末。东莞手机产业与经济全球化有着深厚的渊源。
1995年，诺基亚落子东莞。正是诺基亚在东莞率先建立手机生产基地，吸引了包括三星视界等一批手机领域相关企业落户。此后10年，东莞承接港台及日韩电子产业梯度转移，孕育了一批本土民营手机配套企业，逐步建起日后全球最全的手机上下游产业链。从2008年开始，宇龙通信、华贝电子、以诺通讯等一批民营企业加速布局东莞，OPPO、vivo相继进入手机领域，手机整机厂商集聚效应明显，产业规模迅速壮大。
2004年，段永平和陈明永创办OPPO。2005年，总部在深圳的华为与松山湖“联姻”，在东莞成立聚信科技公司。2009年，段永平和vivo首席执行官沈炜创办vivo。2011年，vivo进入智能手机市场，专注于通过超薄手机提供高保真声音。随着智能手机市场兴起，OPP0和vivo两家企业齐齐入市，在中国城乡刮起一阵“蓝绿旋风”。
2012年，华为落子东莞，设立华为终端。2019年8月9日，华为在东莞举办为期3天的开发者大会，正式发布自主研发的鸿蒙操作系统，让“世界工厂”再一次成为全球舆论的焦点。这是华为历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吸引了5000名技术开发者参会，将围绕终端产业和5G技术进行全球性的应用开发研讨，重点在于构建全球性的产业生态体系。
凭借技术、渠道、用户、生态等优势，今年以来华为实现逆势增长。2019年上半年，华为智能手机发货量达1.18亿台，同比增长24%，在国内市场份额高达35%；海外方面，华为全球市场份额约为17.6%，仅次于三星。
至此，华为、OPPO、vivo等国产一线品牌整机生产企业汇聚东莞，以国产手机品牌整机生产制造为主，元器件及模组、电池及周边配件为主要配套的产业链格局更趋完善。同时，受国内外手机升级换代需求激增驱动，华为强势崛起，产量、出货量节节攀升。
智能手机产业是东莞民营经济发展的代表和缩影。借助OPPO、vivo厂商的集聚力，东莞长安镇一度被业内人士称为“中国智能手机第一镇”。每天早上7时后，一辆辆大巴满载着装整齐的年轻人，从乌沙各个住宅区赶往陈屋海滨路及江贝步步高大道进入OPPO、vivo的厂区。
乌沙社区党工委书记蔡国栋回忆，段永平与乌沙时任村干部熟悉。步步高进驻后，乌沙社区派人跟踪服务，才有了东莞后来的手机传奇。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不轻言满足的闯劲、明确划出的道德界限以及个人努力与社会发展的有机结合。从任正非到段永平，东莞“三部手机”的创始人无不展现出不轻言满足的企业家精神。
在三大手机巨头的辐射作用下，一幅智能手机版图在东莞铺开。2008年以来，东莞年主营收入超百亿、千亿元的民营企业从零起步，到现在已有9家百亿民营企业和华为、步步高系两家千亿企业，多家民营莞企入围“全国500强”。
2018年新增“小升规”工业企业2907家，占全省新增量的30%，排名全省第一；净增量2234家，占全省净增上规企业的90%左右。
与外资相比，民营经济更能增强当地财政收入、解决就业问题，一个地方的民营经济越发达，居民的生活水平就越高，经济就越有活力。截至2019年7月，东莞市民营企业登记注册户数突破116万户，贡献全市五成的生产总值、六成的固定资产投资、七成的税收、八成的技术创新成果和九成的企业总数，成为推动东莞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暨南大学经济系教授封小云表示，过去以外资为主导的加工贸易产业模式，让东莞参与到全球产业分工中。如今，在全球价值链逐渐升级的背景下，东莞从价值链的被动接受者转型为主动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根植性更强、对地方财政贡献更大的东莞民营企业得以加快成长高速崛起。
东莞民营经济发展的土壤
沿着产业巨头的供应链一路追溯，配套厂商往往是“逐水草而居”。在东莞智能手机高速崛起的背后，手机数据线、电池、连接器、探针、手机按键生产制造等“隐形冠军”企业相继涌现。
全球第三大连接器制造商富加宜在东莞的生产基地位于沙田镇；虎门中探探针则是探针式连接器领域全球市场占有率排名第六的企业；位于塘厦镇的铭基电子，生产手机数据线的数量位居全国前五位……五株科技行政总裁曾国权说，为了与华为靠近一些，企业从梅州拓展到东莞办厂，“在东莞扎根后，完善的产业配套为企业节约了不少成本。”
依托强大的产业基础，长安周边不超过1小时车程的范围内，创新创业者不仅可以采购到市场上所有电子元器件，还可以快捷完成“产品原型——产品——小批量生产”的全过程。
向供应链上下游追溯，为巨头企业提供技术、设备的企业正成为支撑产业加速发展的中坚力量。随着OPPO、vivo等公司研发总部落户滨海湾新区、中子科学城落户大朗，东莞从原来与香港构成的“前店后厂”组合，向与深圳构成“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组合过渡，又朝着“深圳+东莞”双研发中心转变。
在国内手机产业从无到有的时间里，珠江西岸的佛山在家电、陶瓷、机械装备等领域走到全省乃至全国前列，稳稳屹立在中国制造业的第一阵营。东莞和佛山共同创造出中国民营经济的两个“神话”。看似不同的打法，其实有相通的内核，就是通过创新驱动实现产业升级的跨域。
第一手机界研究院运营总监谢苏云认为，珠三角手机产业发展壮大，本身存留外向型经济的影子。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富士康和三星相继进入深圳、东莞。他们和伟创力一样，最初都是生产电脑等其他电子产品，并带动一批产业链配套企业。手机兴起后，这些电子企业自然地过渡到手机产业。
东莞铭基电子是电脑周边线材生产商，2012年至2015年，手机产业高速崛起，铭基电子果断转型升级，开拓手机数据线市场，如今生产手机数据线的数量位居全国前五位。铭基电子董事长助理陈盛文表示，“配套企业要拓展市场份额，嗅觉要灵敏，要比竞争对手更快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
相比以往“前店后厂”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深莞以更高附加值的电子信息技术产业组合向先进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迈进。
从深圳搬到东莞黄江镇的东莞盛翔精密金属有限公司，在东莞建立手机按键生产基地为苹果手机提供配套服务。2013年盛翔营业额为7000多万元，到了2017年达到24.9亿元，短短4年增长超35倍。
产业链集中为东莞打造全球最稀缺市场价值。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莞深合作更为紧密。2019年一季度，从东莞引进的项目来看，境内企业投资的项目626宗，协议投资额557.76亿元。其中来自深圳市的投资项目57宗，协议投资额153.28亿元，占境内投资项目协议投资额的27.48%。
目前东莞成功引进总投资185亿元的中集集团项目、总投资110亿元的奋达科技项目、总投资50亿元的欧菲科技项目等一批深系项目。2019年上半年，东莞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55.1%、42.5%，同比增长11.3%、17.9%；工业投资、技改投资增速分别达23.5%、48.6%，在珠三角九市分别排名第一、第二。
在当下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东莞和深圳的合作更为紧密。
借助产业链优势，在深港互动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背景下，以及虎门港与东莞石龙铁路国际物流中心中外运码头两个支点作用下，东莞相继开辟印度、非洲等“一带一路”市场。
每个周五的清晨4时，东莞石龙铁路国际物流中心的中外运码头已经格外忙碌，发车前的工序紧张又繁忙，堆积如山的集装箱货场中，大型设备在忙碌地装卸起运。
时间刚过6时30分，满载“东莞智造”产品的集装箱的中欧班列，从华南唯一始发站东莞石龙站出发，横穿西伯利亚，开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让更多“东莞智造”服务世界。一条全新快速物流通道的打通，使广东和万里之外的俄罗斯乃至欧洲市场，在陆上又多了一条直通运输线路。
正是搭乘“石龙—满洲里—俄罗斯—欧洲”中欧班列，一批步步高旗下欧珀（OPPO）品牌手机境外展示用品，走出国门，奔赴俄罗斯。据了解，该批货品主要为欧珀品牌手机展示促销台、灯箱、发光体验台等，货值86万元人民币，货量达16吨。
负责OPPO品牌手机境外展示促销项目的负责人王磊说：“中欧班列成本优势非常明显，我们公司的品牌手机和展示用品17天左右便能投放到俄罗斯市场进行展示、促销。”
一端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另一端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欧班列将两端需求和供给连接在一起，为“东莞智造”铺就一条布满商机的国际大道。随着“一带一路”朋友圈的扩大，中欧班列开行频次不断加密，受到国内外众多物流企业的追捧，开行范围不断加大。
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吸引大量外资，民营经济在其间不断发展壮大，与国有经济、外贸经济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毗邻广深港、产业链优势与“一带一路”，先后解决了东莞民营企业的技术来源、技术的转化成本和企业增量市场三大课题。凭借着三大优势，领跑改革开放多年后，东莞再度笑傲江湖。
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东莞去年在“省实体经济新十条”基础上将实体经济新十条进行优化和整合，发布“市实体经济新十条”，围绕东莞制造业企业用电、用地、税收负担、运输等核心环节，进一步加大力度降低企业成本。通过“省实体经济新十条”“市实体经济新十条”“非公经济50条”及相关配套政策，仅2018年东莞已为企业减负427亿元。
如今，在民营经济带动下，东莞工业发展的质量逐年攀升。据东莞市工信局日前发布的《2019年上半年东莞市工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今年上半年东莞全市完成规上工业增加值2042.6亿元，同比增长7.3%，增速排名珠三角第二，连续14个月增速高于全省水平，连续4个月增速高于全国水平。
东莞这座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随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民营经济更加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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