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大脑“暴走”BAT

2019年，不断有首席科学家和AI“大牛”从BAT离开或“转会”。这些“超级大脑”曾是互联网公司炙手可热的追逐对象，但如何长久留住并用好他们，却是另一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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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舒虹 编辑 | 罗丽娟

6年前的夏天，闵万里离开美国加州山景城，坐上回中国的班机。等待着他的是“阿里云人工智能首席科学家”的新身份和一段职业旅程的开始。

闵万里毕业于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后赴美留学，获得芝加哥大学物理学硕士、统计学博士学位。加入阿里前，他先后在IBM、Google工作。

闵万里曾觉得阿里会是其职业生涯的顶点，直到6年后，一封告别信在阿里内网传开。

6月21日晚，花名“山景”的闵万里确认从阿里离职，将创办一只风投基金。“山景路还留在杭州云栖小镇，而山景开始追寻云和远方。”闵万里在告别信中说。

2019年，不断有首席科学家或AI“大牛”从BAT等互联网公司离开或“转会”：1月初，腾讯AI Lab负责人张潼离开腾讯回归学术界，后出任创新工场科研合伙人，彼时距离张潼加入腾讯不到两年；6月，360集团副总裁、首席科学家和AI研究院院长颜水成离职，加盟人工智能企业依图科技。

2017年10月阿里高调成立达摩院后，达摩院14个实验室中，已有决策智能实验室负责人朱胜火、视觉实验室负责人任小枫相继离职。

过去几年，这些在学术界有所成就的科学家和科研人员是互联网公司炙手可热的追逐对象。在互联网下半场由模式创新转向技术创新的途中，如何用好这些“超级大脑”并长久地留住他们，成为企业的重要命题。

走出实验室

王刚博士还在学术界时，就对技术的商业化和落地很感兴趣。在加入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任首席科学家前，他是南洋理工大学终身教授、深度学习领域的专家。

但王刚也意识到，人工智能要实现商业化，大数据和可落地的应用场景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阿里巴巴达摩院人工智能实验室首席科学家 王刚

人工智能通常需要庞大的数据量训练机器，即使科学家找到了最牛的算法，如果没有大数据支持，相当于纸上谈兵。而互联网巨头们经过多年的跑马圈地，恰好凭借消费互联网获得了大量的数据，并搭建了强大的云计算能力。

于是，走出实验室、拥抱互联网成了科学家们显而易见的选择。

对于BAT来说，这些“超级大脑”们价值不菲。蚂蚁金服副总裁、AI首席科学家漆远加入蚂蚁前，曾是美国普渡大学终身副教授。由于美国公立大学的教职收入是公开的，曾有媒体统计，漆远回中国加入蚂蚁金服，收入至少翻了5-10倍。

“企业界要从学术界挖人，通常需要开出好几倍的薪资待遇，否则没人愿意放弃教职的铁饭碗。”一位互联网行业猎头表示。据他了解，互联网公司重点科研人员年薪在百万元以上的不在少数，不仅是海外留学的学术界精英，不少国内高校的专家学者也是猎头们竞相追逐的对象。

在腾讯一位基础研发人员看来，互联网公司开始注重基础研发人才，是从云计算的崛起开始的，互联网的竞赛已经全面进入到了ABC（AI+Bigdata+Cloud）时代。

去年“930”组织架构调整后，腾讯大多数的实验室组织被收归于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CSIG）和技术工程事业群（TEG），肩负产业互联网重任的CSIG成为腾讯拥有最多科学家的事业群，其中不乏T5（职级）科学家。

据了解，腾讯对T5级别专家的评定标准极其严苛：他们不仅要是各自领域公认的资深专家，还需要有足够的战略眼光参与公司重大领域和项目。按照腾讯今年6月改革前的职级体系，T5科学家极其稀缺，一般员工达到T3级别，已是人才市场上的重要挖角对象。

目前，CSIG内部设置了科恩、玄武、量子等各种名目神秘的实验室。全天候科技从腾讯内部获悉，关于安全技术研究和安全攻防体系的搭建，其中不少项目与腾讯云的安全能力有关。

对于一个技术型公司来说，首席科学家是一个重要岗位，其价值在于为公司确定正确的技术研究方向，把握团队的前进思路。此外，“超级大脑”带来的人才向心力也至关重要。

据悉，原为香港中文大学终身教授的贾佳亚加入腾讯后，许多高端研发人才也纷纷将目光投向互联网公司，不少博士生在面试时甚至直截了当表示：想跟着贾佳亚做事情、学东西。

很快，贾佳亚就为腾讯优图实验室建立起了几十人的博士团队，此外在全球高校还不乏在读的硕士、博士生希望加入到优图实验室中短期的科研项目中。

不过，如何长久地留住人才仍是最大的难题。

互联网公司科学家的频繁出走，以百度为首。近年，百度研究院高层的频繁出走让百度有了一个新的名号——人工智能黄埔军校。在百度前首席科学家吴恩达离开两年后，关于他的消息还时常见诸各大科技媒体头条。

对于科学家及科研人员的高流动性，有互联网从业人士对全天候科技分析，主要与每个公司各阶段技术研发的方向和需求有关。比如有的公司在某段时间急需计算机视觉方面的技术，会设立项目组进行集中研发，但进入商业化或不再需要进一步的技术支持时，企业的人才梯队方向便会转移，从而造成人员的离职。

上述人士强调，首席科学家的“出走”也不一定意味着商业化或科研尝试的失败，与普通业务一样，实验室人员与组织架构的调整属于正常现象。

商业化是根本

张胜誉加入腾讯量子实验室时，连他本人也不确定有生之年能否看到量子计算的应用。

尽管现阶段人类距离量子计算的商业化尚远，行业内甚至没有人能精确预言量子计算的未来，外界对于这一神秘领域的商业炒作却愈发火热，各类与之搭上边的创业项目都能轻易融到钱。

腾讯量子实验室负责人、腾讯杰出科学家 张胜誉（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这是一个可能持续十年、二十年的事业。”2017年底还是香港中文大学计算机系副教授时，张胜誉就曾明确告诉腾讯，量子计算的未来不可估量，但需要充分的耐心和投入，希望商业公司审慎对待。彼时，张胜誉在量子计算领域已经做了十几年的研究。

“有些技术可能持续投入十年也不见得有商业化的可能，但这不代表腾讯不该投入。”一位曾与量子实验室有过业务接触的腾讯人士称，腾讯布局量子计算，是因为需要在这一领域始终掌握着第一手的信息，并逐渐摸索出自己的方向。

例如，张胜誉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量子实验室目前在化学领域已经开始布局，可能会对传统药企、化工企业的研发起到很大的帮助。腾讯正在想办法在腾讯云上将这一能力对企业进行开放，也许会以云产品的形式进行发布。

在学术界，曾存在不少与企业界对立的声音：科研需要长期的投入，是一笔高风险系数的投资，但商业化公司是需要背负商业梦想的。不少学科带头人来到BAT后的使命是：一手前沿科研，一手反哺业务。

例如，率先布局AI的百度各大事业群早已将思路转变为"先场景后AI"，将人工智能纳入到商业模式的整体规划，用于赋能其他业务，提升成本效益，找到新的增长点。

而对阿里来说，商业一直是根本，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为商业生态赋能的工具。

2017年和2018年云栖大会期间，阿里分别成立达摩院和平头哥半导体有限公司。前者主要进行基础科学和颠覆式技术创新研究，是承载“NASA计划”落地的实体组织；后者正在开发专用于图像视频分析、机器学习等AI推理计算的神经网络芯片Ali－NPU。

全天候科技了解到，对于阿里的一些实验室来说，一开始就是明确要进行商业化的，比如达摩院设有金融科技实验室、交通实验室，明确是为金融、无人驾驶、无人物流等商业机会服务的。而如今，无论是零售、金融、物流、企业服务还是城市大脑，无论是商品推荐、客服、海报制作还是送货机器人，在阿里巴巴的各项业务中，随处能看到人工智能的应用。

即便达摩院也要背盈利指标。一位刚从达摩院转岗的阿里员工称，“马老师（马云）从达摩院成立第一天就说要自负盈亏，不能光‘划水’。”

去年11月，阿里AI Lab从达摩院拆出，进入集团创新业务群，直接向CEO张勇汇报。阿里AI Lab虽然名为人工智能实验室，但实际是业务部门，主要负责阿里智能音箱业务天猫精灵。据悉，今年张勇在邮件中提及人工智能实验室时，甚至直接用“天猫精灵”代替。

不仅仅是BAT，即便是注重基础研发的华为，技术的商业化导向也很强。据一位华为运营商业务员工表示，华为是KPI导向非常强的公司，每个人都要背指标，一个技术做出来之后能不能用，还要看公司当下阶段的战略。

科学家希望用更长的探索周期来实现技术与产业的结合，但在企业的高投入下，快速商业化才是根本。

达摩院成立时，阿里曾宣布未来3年投入1000亿元用于研发前沿科技。据了解，腾讯AI Lab成立之初，其口号也不是做业务，而是基础研究和技术积累。

但近两年，巨头们的阵线均有所收缩。在高投入不可持续的情况下，有些长期不能投入应用的项目会被砍掉，人力成本也会缩减。

2018年后，狂飙突进了三四年之久的人工智能行业开始面临商业化落地等现实问题。有第三方机构报告指出，由于无法找到真正可持续的、可规模化的应用场景，将技术产品化和商业化，目前90%的AI企业都处于亏损，绝大多数企业年营业收入不足两亿。

英诺天使基金合伙人周全甚至认为，人工智能泡沫将会在2019 年破裂，一些没有造血能力、没有落地场景、没有收入的人工智能公司会首当其冲。

资本也变得更加谨慎。正如旷视科技副总裁谢鹏对媒体称：“从去年开始，所有的资本都会问，如何变现？”

技术创新路漫漫

在大学做科研工作的王遥还记得，“大神”张潼离职时，曾在圈子内引发过一场小的讨论。不少表达者认为：人工智能在企业内部落地应用比想象中还要难，创新所遭遇的“抵制”，比想象的还要大。

关键问题在于，科研文化与互联网企业的产品、工程师文化并不能完全兼容。例如，人工智能需要庞大的数据量训练机器，最终才能验证算法是否跑得通，而在企业内部，数据共享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有些企业内部对于业务数据，特别是转化数据、用户数据，本身就有严格的规定。业务部门之间尚不能共享，一般也不会轻易给Lab（实验室）。”王遥指出。

此前，也有媒体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称，百度人工智能表面风光，实际上搜索的数据根本不向百度研究院开放。做人工智能这波都是海归精英，跟搜索那边完全是两种风格，两方之间没有多少默契。

在数据难以共享的情况下，人工智能实验室基本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以发论文为生、走学术道路的科研人员来说，“这些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或能引领某个方向的有巨大突破的论文主题”，王遥说。此外，有些科学家不仅要负责技术的方向和很多研发项目，还要涉及运营当中公司面临的诸多问题。

互联网企业内部的资源分配过程是动态竞争的，并不是谁都愿意为创新支付成本。

王遥告诉全天候科技，在互联网公司内部，研究成果何时落地、商业化是否成功讲求天时地利。“对于业务对接员工来说，把深度学习的算法包裹在产品端原有算法里，分不清功劳算谁的；如果做了一段时间，发现GMV没涨，甚至还跌了，那年底绩效评估怎么写？”

近十年，在中国互联网发展的黄金时期，商业模式创新概念层出不穷，电商、O2O、社交社群、互联网金融、智能硬件、移动互联网、在线旅游、网约车、共享单车、在线视频音乐、直播、短视频、共享充电宝、大数据、云计算……风口一个接一个。

但可以肯定的是，互联网的拐点已经来临，流量红利期基本结束，获客成本上升，基于模式创新的互联网巨头以规模换利润的玩法越来越艰难。

去年10月，马化腾深夜在知乎提问：“未来十年哪些基础科学突破会影响互联网科技产业？产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融合创新，会带来哪些改变？”可以看出，国内的互联网巨头早已觉醒，过往跟随式的创新已被摒弃，技术原创能力才能决定企业的未来。

然而，技术创新仍然长路漫漫。

以人工智能领域发力最多、最为激进的百度为例，早在2013年，百度的人工智能就已真正落地，成立深度学习研究院；2014年又在硅谷成立人工智能实验室，由吴恩达带领落地了百度大脑项目。

在2016年百度世界大会上，李彦宏说，人工智能是移动互联网的下一幕，也将成为百度核心中的核心。

现在，百度对自己的定义已不再是一家互联网公司，而是一家人工智能公司。而百度主打人工智能技术，也已经在搜索、地图、导航、互联网金融等现有业务板块上得以运用。

但无论从业务还是市值来看，百度仍面临艰难挑战，正如7月3日在2019年百度AI开发者大会上被浇了一头冷水的李彦宏即兴调侃：发展AI的路上就是会遇到各种挫折。

但我们也不该因为业界某些公司的一些人员变化和组织结构调整就动摇了对技术创新的信心。

几年前，有人在知乎上发起了这样一个问题：“当你的能力处在你所在行业的顶端或前端时，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其中，一个网名“tombkeeper”的答主、也就是如今腾讯玄武实验室的负责人于旸给出的答案获得了271个赞，位居第一。

他的回答是：艺无止境，诚惶诚恐。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遥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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